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第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法律是随时间不断变革的社会制度，法律必须根据是否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调整社会关系。居住权不仅仅在于法律的承认，更在于实际享有，需要从应有人权转向实有人权以保障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那份尊重，进而实现人格的全面发展。

人权原则不仅是人类用以塑造国际社会的法律轴心，而且也是人类全部道德论的价值基点。居住权是一种对弱势群体关怀和同情的伦理态度，使之平等地享有基本生存资料，不仅是人类独有的道德法则，也是一种以关爱的价值取向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设计。在义务主体方面，国家是第一义务主体，需通过立法先行、行政保障、司法救济等法治措施来实现居住权从应然状态到实有状态的逐步转化。居住权是以个人的名义提出的权利要求，是个人应当拥有的权利，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的人追求最低层次生存的居住安全需要，即马斯洛所说的安全需要[16]。居住权的最初主张者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有权利请求国家保障自己的正当利益。

人之所以享有尊严，并不在于它的身份、地位及经济能力，而在于当生存需求受到威胁损害了人的特性[14]，当这种人的特性受到侵犯时，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二、居住权的人权规范依据 （一）国际规范的依据 居住权这一概念为《民法典》所创，在国际人权规范中并无完全对应的概念，但与这一概念近似的住房权、住房的权利、适足生活水准权或适足住房权的相关国际规范的规定和阐释，可以为居住权提供基础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提取公因式将会导致总则与分则的双重不完整，它们必须结合起来才能适用，但价值本身却是完整的。

在概念上，法典明显从属于法律表现形式。这种完备价值既可能要求封闭的体系性，例如宪法和刑法。[17]See John Gardner, Lawasa Leap of Fa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9. [18]因此，法典化的支持者隐含着主张：行政法、经济法和环境法的单行法化是个明显的缺陷，它们应当被表达为法典。[58]于此不难理解，为何宪法被普遍视为法体系的概念条件：不存在宪法，也就意味着不存在法体系。

一个直觉的看法是：由于无法从中提取完全总则，唯一能被当做总则提取出来的x注定无法涵盖mn，它看起来遭遇了严重的法典化困难。但这后一方面存在困难：x因为是同类项所以能顺利提取，[41]但y不同于x意味着它并非同类项，那么它怎样提取而来？这似乎根本不可能，除非对提取公因式做新的理解。

[38]即使学者迳行得出存在总则的看法，但这种学理看法始终遭遇强力质疑：将对它们的整体理解视为总论，而不是将它们直接看作总则，可能是更恰当的理解。[11] （二）两个困难 1.所有法律现象均能法典化吗？ 现请将上段表述中的行政法，替换成你所能想到的任何部门法，它还会成立吗？毫无疑问，因为任何部门法都无法抗拒体系性要求，也无法否认本法中存在原则。具体来讲，尽管该单行法的具体法律规范通常表现为xa、xb、xc、的样子。[66]至于那些无法法典化的部门法，基本上都是按照内容上的不同而做的划分，常见的如行政法、经济法与环境法。

[5]简单说，在这种理解之下，体系性与理性化同义，即通过消除法律的内部矛盾，使之成为一个内部融贯的整体。具体而言，要么法典与特定部门法的范围基本重合，例如《刑法典》与刑法的法律部门。当学者谈论法典化时，基本上只会与部门法一同出现。但支持者可这样反驳：《民法典》之典范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民法、而只在于法典。

[42]See Postema, supra note [21], p.430. [43]See Philip Schofield, Utility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42. [44]Jeremy Bentham, Legislator of the World, P. Schofield and J. Harris(eds.), Oxford: Clarend on Press, 1998, p.260. [45]See Gerald Postema, Utility, Publicity, 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72. [46]See Ronald Dworkin, Justice in Robe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06, pp.180-182. [47]See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0. [48]例如，因为宪法本身就是价值性法律，所以其是无需总则的法典。问题是，到底哪些部门法应当法典化？概念讨论无法给出答案，这需要仔细考虑法典化的基本条件。

因此，除了用来指代一部独立的成文法之外，单行法还用来作为单行法汇编的简略表达，而法律汇编则是单行法汇编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如果价值是完整的，那么它就不是从分则中提取而来的，如果承认提取必然制造双重不完整的话。

刑法的封闭性同样不难理解：一旦承认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首要原则，那么《刑法》之外的内容——无论是否是法律，都将不再是定罪的根据。非常明显的是：其一，《宪法》就是宪法典。（一）价值完备性的两个线索 1.边沁的法典理论 除了欧陆传统的法学家之外，身处另一法域的边沁，也是法典化的极力鼓吹者。[48]如果价值完备性的说法成功，那么法典化理论就不再是法典=体系性+总则，而是法典=价值完备性。所谓特殊，指的是该价值只适用于特殊的部门法。简单说，单行法的缺陷是所有法典必要性讨论的必备内容。

以本法全部规范已发现完毕为内容的完备性，很容易等同于另一个声名狼藉的概念：法体系的封闭性。而这种完备的成文法典，正是通过实现法律的公共（开）性和易理解性，最终实现了民主的要求。

理由在于，一方面，既然体系性是法律的一般性质，那么本部门法就概莫能外。这等于说，y同时拥有两项性质。

此时唯一的可能性是，虽然该价值来自于分则，但却并非归纳所得，这就需要重新理解提取公因式的意义。学习数学的任何内容都将是抽象的工作，但这并不被视为数学的缺陷。

[38]参见维亚克尔，见前注[32]，第473页。然而，法律总则还是会遇到一个真正麻烦：假设承认x（a+b+c++n）=xa+xb+xc++xn，这必定意味着等号前后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既然完全相同，提取公因式的意义何在？具体来说，在现象上，法典化就是要将特定部门法的规范，由xa+xb+xc++xn的诸规范样态，变成x（a+b+c++n）的总分则结构。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3]参见孙宪忠，见前注[2]，第22页。

要么它们处在缺乏管束的激烈冲突中，这或者是因为未有特定价值凌驾在其他价值之上，或者未形成某种应对价值冲突的基本结构。但这类独特的价值并非法典化的合适理由，除非它还同时能够将本法的多数规范凝为一体的完备性。

这表明，mn这些异类规范与完备体系性是共存的。[26]这就是部门法学者为何一方面主张本法规范是开放的或动态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法典化的根本原因。

其四，这同样使得私法有机会入侵公法和刑法，国家的给付义务与刑法的惩罚功能，均会因意思自治而有协商余地。[5]参见苏永钦：体系为纲，总分相宜，《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74-75页。

然而，这些用来表达异类规范的成文法，一方面处在应当法典化之部门法领域中，另一方面又独立于本法之法典。法律总则依靠提取公因式而获得。理由在于，法典既可是个事实，也可是个观念。于是，有的部门法应当从部门法走向法典化，但有的部门却必须保持单行法的样态而不应法典化。

[51]所以，民法中必须确立意思自治原则对于拥有管制味道之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优势地位。所以，单行法的价值不完备，不但经常不是缺陷，反而应被视为明显的优点。

[3]具体到民法，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为民法典。但这种看法明显成问题。

这表明，该价值只会导致单重不完整：它使得分则不再完整，分则必须结合该价值才能获得正确适用，但该价值本身仍然完整且可单独适用。那么，何谓一般？何谓特殊？所谓一般，是指该价值适用于所有的部门法。